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-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写道。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批评全球化的管理方式——但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。以我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来看，全球游戏规则显然是倾斜的——不是反对，而是支持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，而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。这些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，对美国和欧洲有利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。
的确，美国工人一直处于不利地位——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，部分原因是全球化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谈判代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。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管理全球化，以及我们想要什么——贸易协定只是以牺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为代价，促进了企业的利益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去帮助那些受到全球化伤害的工人。我们本可以确保全球化惠及所有人，但企业实在太过贪婪。赢家不愿与输家分享他们的收益。事实上，由于美国工人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竞争，资本家喜欢工人工资被压低，这更增加了公司的利润。
在这场反对全球化的战争中，我和特朗普总统似乎站在同一战线上，但这是错误的。从根本上讲，我相信法治的重要性——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管理体系。正如我们的经济需要法治——没有法治，任何社会都无法运作——我们也需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。
相比之下，特朗普希望回归丛林法则：当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时，他们会“决一死战”，实力更强的国家获胜。但他忽略了两个关键问题：为什么会有其他人加入这样一个体系，是为了吃亏上当？而不是专注于与行为得体、善待他人的伙伴之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？其他国家也可以聚在一起，虽然我们比欧洲有更大的经济规模，但如果其他国家聚到了一起——我们力量优势会很快消失。
特朗普是错误的指责全球化，不公平的贸易规则或不受欢迎的移民是这个国家的不幸，但全球化的倡导者也错认为全球化在大部分困难地区没有发挥作用、人口收入停滞不前或下降，那就是技术进步的责任。然而，真正的责任应该在我们自己身上：我们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后果管理不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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